今年6月15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发表了该报记者王佑写的《富士康员工，机器罚你站12小时》一文，报道了富士康工厂存在“一般操作工必须连续工作12小时，不得说话”、“三个女工因经常加班而在生产线上晕倒”等非法用工现象。富士康方面因对报道表示不满，于7月3日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起诉，只将王佑以及该报一名编委作为被告，“依法追究侵权责任”。到7月17日时，两位被告都收到了法院冻结资产的通知书，被冻结的资产包括房产、汽车和存款（8月26日《新京报》）。
　　如果富士康认为记者报道失实，甚至有恶意诋毁和污蔑该工厂的言行，向报社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投诉或向法院起诉维护自己的名誉，这都是合乎法度与情理的。可是，深圳中级法院却冻结了记者的财产，这真让人大惑不解。
　　其一，冻结、扣押和查封财产属于法律规定由法院行使的诉讼保全措施，一般适用于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和有给付义务之诉。可该起诉讼却是一起纯粹的名誉侵权纠纷，法院冻结记者财产令人疑惑。
　　其二，报道和曝光工厂的非法用工现象，这属于记者的职务行为。根据规定，如果富士康要追究记者虚假报道的责任，应该起诉记者所在报社。现在，富士康不起诉报社却非跟采写报道的记者过不去，甚至申请法院冻结记者的个人财产，深圳中院居然也采纳照办，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　　其三，窃以为，即使是将两记者的所有财产全部冻结起来，恐怕离富士康提出的3000万元的天价索赔仍相距甚远。可深圳中院对此案如此反应快速、手段强硬，似乎大大超出了以往此类案件处理的惯例，这就更令人费解了。
　　耐人寻味的是，最早揭露这一事件的应是英国《星期日邮报》。今年6月，该报发表了题为《iPod之城》的文章，称苹果iPod代工厂——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工作条件恶劣，工人月收入仅有27英镑（约合人民币387元），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。此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，富士康为何不敢拿《星期日邮报》是问呢？
　　当然，深圳中院冻结记者财产也许有他们自认为站得住脚的理由，可我却分明觉得，法院如此匆忙行事，可能与封堵、扼杀记者的如实报道，杀鸡儆猴，将社会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有关。
　　我们期待这一异乎寻常的新闻官司内幕早日见光，因为此恶例一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